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 从周边地区主义到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周边地区合作的新范式与新路径

  孔金磊;

  地区主义是二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潮流，欧盟的成功进一步刺激了世界其他地区合作的兴起。20世纪60年代至今，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历史演进，分别是萌芽期、扩张期、快速发展期和相对停滞期。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周边地区主义展现出了不同于欧洲传统地区主义的显著特点，包括开放性、自主性强和弱机制化等。对于地区主义本身而言，其发展有着特定的理想状态，比如统一的地区认同、“地区性”优先和成果共同受益等。然而，主导力量的缺位、国家中心主义的兴盛、地区认同的弥散等因素长期桎梏着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地区一体化难以取得实质性升级和突破，显示出地区主义发展的理想状态与具体现实的较大落差,亟待新的理论加以指导。2012年底，中国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解决国际和地区性的治理难题。2013年，中国进一步推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将目标对准中国周边地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中国周边地区主义的完善和升级提供前进方向。研究表明，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周边地区合作的理论新范式与行动新路径。

  2024年03期 v.26;No.153 3-22+1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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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

• 混合战争中的网络舆论战：信息时代影响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

  熊光清;陈飞;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在战争中的使用，以非直接接触的、非暴力手段为主的非传统军事对抗形式在现代战争中运用越来越多。由此，现代战争表现出非常鲜明的混合战争特点，战争不再仅仅局限于实体战场中以军事手段展开的对抗与冲突，在实体战场之外出现了许多与实体战场同时展开的非传统军事对抗与冲突，对战争进程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这种综合运用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的混合战争新形态中，网络舆论战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网络舆论战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信息等多个战场空间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已经成为混合战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舆论战结合了传统的心理战和现代的信息战，是混合战争中使用非传统军事手段的典型表现形式，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空间的虚拟性、攻击主体的匿名性和参与主体的广泛性。网络舆论战通过控制社交媒体、传播虚假信息、使用网络情报战等手段，力图重塑意识形态、操纵战场信息、左右民意归属，极为深刻地影响着整个战争的进程。当前，充分把握网络舆论战的特征和影响已经成为深刻认识混合战争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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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国对华算力竞争

  戚凯;杨悦怡;

  算力是推动国家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对国家间竞争态势影响重大。人工智能跃迁潮流之下，全球算力发展水平与规模均出现明显加速，但发展鸿沟扩大、生态安全威胁激增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当前，美国在高端算力芯片研发、数据中心建设等领域保有较大优势，但对中国的网络运载力和超级计算机发展依然保持强烈警惕。为维护美国绝对领先地位，美国加速开展对华算力竞争。一方面，美国对内加强多方协调，加大算力基础设施与未来计算科技投资，积极弥补自身在高端算力芯片制造业和网络运载能力层面的不足；另一方面，美国全面升级对华算力芯片制成品、制造设备、算力服务与技术的封禁措施，并威逼利诱全球盟友合围中国本土算力企业，挤压中国发展算力的机会与空间。美国对华算力竞争对抗性色彩明显，加剧腐蚀中美关系，破坏全球算力产业稳定，造成全球数字鸿沟扩大。但是，美国的规划与实践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其本土制造复兴计划并不确定，全球算力产业界看好价值巨大的中国市场并积极寻求对冲之策，加之中国对于全球生态安全治理具有重要话语权，因此美国对华算力竞争前景仍待观察。

  2024年03期 v.26;No.153 43-61+156-1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6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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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新阶段的特征、赤字与改革方向

  贾开;俞晗之;薛澜;

  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超出预期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已有研究的单一、静态视角难以刻画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全貌，本文从主体、机制双重视角的实践梳理勾勒出其当前进展与特征。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正在经历从多方主体主导向多边主体主导的演化进程，且形成了以原则理念、技术方案、工作项目、平台机构四项核心机制并行的主要特征，但仍然存在三方面治理赤字：由于治理过程开放性和责任性不足而导致的合理性赤字、由于治理成果的结构性失衡而导致的公正性赤字、由于治理效能难执行与错位问题导致的有效性赤字。面对新阶段的机遇与挑战，“竞争性合作”理念有助于打开新的改革空间，其要求将“零和博弈”转变为“变和博弈”，强调利益与目标不完全一致但又相互依赖的独立决策主体间的关系策略，能够兼具敏捷性与“硬约束”特征，而这三点有助于回应当前进程中的治理赤字。未来，不仅要关注人工智能本身的动态演化及其引发的治理挑战，更应关注围绕技术演化而动态发展的国际关系，以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良性发展。

  2024年03期 v.26;No.153 62-78+157-1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4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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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关系

• 欧盟对华人权外交的历史演进与中欧关系

  严骁骁;

  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欧盟对华人权外交经历了四个时期。1990年至1997年，期望借助人权问题建构其“规范性力量”角色的欧盟启动了对华人权外交，把人权议题纳入双边关系作为对华政策的基调。1998年至2006年，由于欧盟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对华提案的连续挫败、成员国在对华关系中的不同利益偏好，以及欧盟对华接触战略重心的改变，欧盟对华人权外交进入了缓和期。2007年开始，迫于人权非政府组织的压力、欧洲议会职权的扩大，以及中国更深入地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建设造成的欧盟影响力下降，欧盟对华人权外交的程度再度上升。2016年之后，欧盟对接触中国的方式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在规范性议题上，把强化人权外交作为接触“制度性对手”中国的主要手段，扩充了对华人权外交的政策工具。从整体上看，欧盟对华人权外交对中欧关系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正面，欧盟在对华政策中将人权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借用人权议题来达成对内和对外的实用主义目标。目前，欧盟正在通过将人权议题与贸易、科技等专业领域挂钩来强化其作为人权推动者的角色，在强调对华关系“去风险”话语转向的加持下，这将给未来的中欧关系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2024年03期 v.26;No.153 79-98+1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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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与地区

• 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华政策调整探析：基于意识形态转型的视角

  黄颖;

  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作为当代德国主要政党之一，对德国政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保持理性务实对华政策的主基调发挥着关键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民党的对华政策从注重友好与合作逐渐转为强调竞争与分歧。在此期间，社民党依次经历从工人阶级政党转为全民党、实施“新中间路线”，以及向左回调三次意识形态转型，却因此陷入传统阶级基础流失、政治空间被他党挤压、执政能力与效能衰退的困境。意识形态转型困境弱化了社民党对德国内政外交的影响力，致使其对华政策更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降低了社民党政策框架的辨识度，以致其对华政策易于被政党博弈所左右；增大了社民党内部对华政策分歧，引致党内对华友好人士受到党内派系牵制。当前，德国社民党籍总理朔尔茨的对华政策深受国际环境、国内政党博弈，以及公共舆论钳制等因素的影响，逐渐背离社民党对华友好政策的传统。社民党意识形态转型持续面临的困境、中德紧密的经贸合作及其突出的世界意义，以及动荡不安、战乱频生的国际形势昭示着未来社民党的对华政策将兼具合作与竞争双重属性，在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之间维持动态平衡。

  2024年03期 v.26;No.153 99-118+158-1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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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 “全球南方”概念的规范价值及其限度分析

  李嘉伟;

  相比于作为实体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兴起，“全球南方”这一术语本身的兴起是新近出现的经验现象。“全球南方”是一个带有规范价值的术语，但其规范意义常被忽视，而“全球南方”兴起的限度，也在于其规范价值所呈现的愿景与现实的张力。“全球南方”的自主性价值体现在，“全球南方”突出了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对依附状态的反抗，追求独立自主的愿景；其限度在于，“全球南方”中的多数中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无法实现完全的“自助”，发展上受依附式发展的限制，安全上受全球联盟体系的约束。“全球南方”的变革性价值体现在，“全球南方”不局限于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而是要求变革西方主导下的等级制世界秩序；其限度在于，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行为与反对等级制的愿景相违背，在全球层面进行零和性质的地位追求，在地区层面试图建立地区等级制。“全球南方”的集体性价值体现在，“全球南方”以反帝反殖民的共同命运为基础，在成员之间构建集体身份、实现集体行动；其限度在于，“全球南方”与群体外“北方”的趋同和群体内的分异。明晰“全球南方”这一术语的规范价值及其限度，在学理上可以更好地区分“全球南方”与相似概念并从规范的视角看待其兴起的价值及其限制；在现实上有助于我国应对美西方将中国排除出“全球南方”的图谋，更好地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全球正义的实现和国际秩序进一步平等化。

  2024年03期 v.26;No.153 119-137+159-1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1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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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资产视角下国际信誉的战略价值

  张晓旭;赵磊;

  当今世界动荡造成的不确定性对一国在国际社会的言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否具有高水平国际信誉成为衡量一国言行的重要标准。国际信誉是指一国对另一国兑现承诺的评价和预期，这一评价和预期建立在另一国释放信号和付诸实践上，信号和实践匹配度越高，则另一国国际信誉越高。本文从战略资产的逻辑出发，分析国际信誉的战略价值。根据战略资产需要满足的条件，国际信誉的生成、影响和供应分别遵循积累性逻辑、基础性逻辑和依赖性逻辑，具备战略资产的特征。作为一项战略资产，国际信誉在国际互动中通过发挥多重效应体现其战略价值。“杠杆效应”帮助一国通过战略威慑、主导国际合作来获取更多的权力。“流动效应”促使一国获取更多国家的支持，实现国际地位的维持或提升。“溢出效应”有利于打通国家间不同的互动领域，提升互动效率与伙伴关系。“避险效应”有助于促进一国有效应对国际危机，缓和国际冲突。因此，应更早地认识到国际信誉的战略价值，主动构建国际信誉体系，对国际信誉进行长期投资，使其更好地为国家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服务。

  2024年03期 v.26;No.153 138-154+1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1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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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国别学视阈下的美国研究

  <正>蔡鸿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美国堪萨斯大学美国学博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研究专项）和北京高校教育创新重点项目主持人，出版中英文专著两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涉及美国种族、族裔、身份认同、性别研究、移民、“60年代”等领域。长期讲授“西方文明”“科学技术与西方文明进程”“研究生学术英语”等课程。

  2024年03期 v.26;No.153 1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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