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笔谈

• 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起点：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杨伯江;胡继平;胡令远;黄大慧;丁红卫;

  中日两国即将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50年来，中日两国努力寻求共识，增进理解互信，在贸易投资、技术交流、文化互鉴、环保合作等领域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但围绕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及台湾问题等仍摩擦不断。中日关系发展的掣肘和症结何在，如何构建更为积极的中日关系？值此重要节点，回顾、梳理过去50年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从中汲取面向未来的智慧启迪，不忘邦交正常化的初心，从长远着眼，加强战略对话，以政治引领双边关系发展，在合作中增进共同利益，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不但有关两国人民福祉和地区发展,也是影响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鉴于此,《国际论坛》编辑部邀请国内知名日本问题专家就中日关系历史、影响因素与挑战、中日海洋问题、日本对华认知、两国环保合作等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现将相关内容辑录刊发，以飨读者。

  2022年04期 v.24;No.142 3-33+155-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7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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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

• 国家气候治理能力研究：概念、要素与评估

  王壮壮;鲍铭言;

  国家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力量，而国家能力则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保障。尽管联合国气候制度要求各国加强能力建设，但关于国家气候治理能力的研究却进展缓慢，如何对其进行定义和衡量仍有待探索。为此，本文结合气候变化、国家能力和全球治理三个概念对国家气候治理能力进行了定义，并构建了一个新的标准化框架，以量化评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6个国家缔约方2015～2020年间的气候治理能力。该框架从联合国气候制度建立和完善的三个层面（规范制定、履约遵约和行动效果）出发，利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国际机构的最新数据，衡量各国在智力贡献、缔约贡献、治理程度、治理工具和治理效果5个维度上的14个兼顾全面与平衡、过程与结果、动态与静态的基础指标表现，以展现其在联合国气候制度从“京都”模式向“巴黎”模式过渡时期的气候治理能力。结果显示，西欧、北欧、东亚和北美洲国家具有较强的气候治理能力；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规范制定上的表现紧追美国和西欧国家；小岛屿国家尽管个别代表排名靠前，但整体上与最不发达国家类似，能力仍有待提高。本研究为横向和纵向比较不同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新的概念、角度和方法。

  2022年04期 v.24;No.142 34-60+156-1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9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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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治理规则：倡议竞争、合作困境及未来出路

  何奇松;黄建余;

  太空治理属于全球治理的范畴，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冷战时代确立的太空治理规则，有利地维护了美苏两极太空格局，构建了有利于美苏的全球太空秩序。然而，冷战结束后，随着太空技术的扩散，冷战时代的太空治理规则无法适应太空商业化、太空武器化与太空军事利用等挑战。为此，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围绕太空治理规则在联合国框架内外提出了多个倡议。这些太空治理规则倡议主要围绕太空军备控制、太空和平利用等问题展开。太空治理规则倡议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国家行为体为谋求有利于己的太空秩序的尝试。新规则难以确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太空增量的竞争以及全球治理观念的深入，是破解规则停滞的重要力量。构建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多边、多层次的公平公正的太空治理规则，是构建稳定的全球太空秩序的基础，有利于太空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2022年04期 v.24;No.142 61-84+157-1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4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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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 人权规范的扩散与异化

  山秀蕾;刘昌明;

  人权是人所具有的“拥有权利的权利”，构成了现代国际社会的一项基本规范。然而，人权的规范性与其在实践中的物质性存在着矛盾，作为规范的人权会被某些国家利用，进而成为政治、经济抑或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文章提出了“规范异化”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规范扩散的既有研究存在着社会建构主义转向，对物质性因素有所忽视。基于此，规范异化是规范的社会性与物质性的结合，是规范倡导者的价值观偏好与利己化目标互构的产物。在人权规范的扩散过程中，人权规范被以西方国家为主的规范倡导者所异化：从价值观偏好出发，人权规范从国际社会中的集体期望异化为自由主义价值观偏好主导下的规范，基于地方文明与价值观的本土化人权规范与实践被忽视甚至批判；从利己化目标出发，人权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驱使下的道德标准异化为服务于部分西方国家的一种工具，为自由市场和全球自由主义霸权提供了合法性。

  2022年04期 v.24;No.142 85-108+1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3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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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与区域

• 伊朗的核决策困境：精英派系分化、核辩论与政策转变

  屠希亮;房宇馨;

  自“伊核危机”爆发以来，伊朗已形成了完整的核决策体系。然而，在该体系之下，尽管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其依然需要考虑各方立场并在与国内其他机构进行繁复的协调后才能进行最终裁定。这是因为伊朗的核决策并不完全受国家利益驱使，而是取决于不同机构及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和讨价还价。伊朗的政治精英在核议题上各有其特定的政策偏好，分属“拥核”“反核”以及立场中立的“抑核”派系。受国内权力格局影响，三大派系中的拥核派和抑核派在伊朗政坛占据主流，多年来为争夺核决策主导权而争辩不休。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和苏莱曼尼遭到暗杀后，“拥核”和“抑核”两大阵营之间的断层线愈加凸显，持续多年的核辩论也愈演愈烈。随着不同核派系间力量平衡的变化，其相关的核政策建议将有可能对哈梅内伊的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最终决定伊朗总体核政策的转变和伊朗核协议的存续前景。因此，最高领袖只能谨慎地在各派系之间保持周旋与平衡，这也导致了伊朗现今面临着进退两难的核决策困境。伊朗国内无法愈合的派系分裂依然是伊朗重返核协议的重要障碍之一。

  2022年04期 v.24;No.142 109-135+1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3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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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战略博弈格局下的韩国对外经济合作政策调整——基于中等强国视角的分析

  吕平;金香丹;

  面对中美战略博弈格局，韩国基于“中等强国”定位，着力调整对外经济合作政策。在实现经济自主性、巩固产业优势、维护地区影响力等利益诉求的驱动下，韩国侧重于修正对中美的非对称依赖，加强对美合作；着眼防范中国的技术赶超，确保对华竞争优势；打造多元合作结构，凸显本国地区合作“支点”的角色。尹熙悦总统就任后，韩国国内短期内出现政府、企业一致倒向美国的场景，对外合作政策调整公开化。然而，由于韩国无法左右中美博弈走向，依托韩美合作增强对华博弈筹码的政策效果不仅有限，且影响中韩经济合作的稳定。中韩紧密的经济联系与广泛的共同利益是两国持续深化合作的基础，韩国无法忽视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中国市场依然对韩国具有重要的吸引力。韩国新政府的对外经贸合作政策正尝试在“倒向美国”与“不放弃与中国合作”之间保持平衡。未来中韩应深入挖掘中国市场，深化双边供应链合作，共同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有效管控美国因素对中韩经济合作的干扰。

  2022年04期 v.24;No.142 136-154+1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7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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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欧国家发展报告（2021）

  <正>主编简介赵刚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波兰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欧洲学会中东欧分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非通用语种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22年04期 v.24;No.142 1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4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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