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归泳涛;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力图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在经济与安全之间求得平衡。在贸易战上,日本一面与美国周旋,一面加速与其他贸易伙伴的一体化进程,表现出相当大的自主性。在科技战上,尽管日本政府与美国步调一致,但日本国内围绕安全优先还是经济优先的问题存在争论。日本特别担心中美"脱钩"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和全球供应链断裂,危及日本经济增长的根本。在印太战略上,日本表面上与美国保持协调,实际上却试图与美国的政策划清界限,不愿意过分突出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而是希望日本的"印太构想"能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谐共处。日本与美国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把与中国的关系视为"零和"竞争。尽管日本与中国之间也存在经济和安全上的分歧,但日本既不可能与巨大的中国市场"脱钩",也不愿意陷入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因而采取了竞争与合作并重的对华政策。日本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可能成为常态,如果中美竞争愈演愈烈,日本将面临更艰难的抉择。
2020年03期 v.22;No.129 3-18+1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60K] [下载次数：278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2 ] |[阅读次数：0 ] - 张季风;
中国和日本都进入新时代,而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可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中日关系将进入新时代,多重的新时代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但与此同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日经贸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的中日经济关系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的最佳选项。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变"危"为"机"。在共同抗击疫情过程中,中日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疫情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关系,这为中日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中日两国在双边贸易、双边投资、财政金融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空间极为广阔,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以及新型传染病防控、应对老龄化社会等方面的合作更是大有可为,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会更加行稳致远。
2020年03期 v.22;No.129 19-34+155-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27K] [下载次数：230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2 ] |[阅读次数：0 ] - 马荣久;
日益拓展的亚洲地区制度框架在地区相关国家的互动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亚洲地区"制度化"进程中的重要参与方,中日在制度框架下的互动是双边关系发展态势的显示器,也是双方合作与竞争关系的测量仪。冷战结束以来,中日在地区制度框架下的互动经常伴随着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的竞争;然而,重要的是,有关地区组织和机制为培育中日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提供支撑平台,并有能力塑造当下中日关系积极转向的持续演进。从根本上说,在中日双方在地区制度框架下的互动中,合作具有内生性特征,竞争与制衡则是外生性特征。有效应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客观上对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把握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和走向,必须重视一系列地区性组织和机制在其中所扮演的"稳定器"与"孵化器"的角色。
2020年03期 v.22;No.129 35-48+156-1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02K] [下载次数：116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 ] |[阅读次数：0 ]
- 赵怀普;
美欧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知和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是大西洋联盟赖以建立并保持稳定的重要基础,而美国作为盟主,其全球战略重心的定位与转移则是影响联盟稳定及美欧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冷战期间美欧有着共同的威胁认知和一致的安全利益,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亦奉行"欧洲优先"战略,由此确保了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的稳定。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自21世纪以来,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从欧洲向中东、亚太地区转移,这给原本以维护欧洲安全为主要使命的大西洋联盟造成强烈冲击。特朗普执政后进一步收缩全球战略,加速推进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战略重心东移,导致美欧安全利益分离加大以及双方对华政策协调难度增大。"美国优先"主导下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大西洋联盟具有离心力和稀释作用,促使其日趋松散化,甚至有滑向某种松散的交易联盟的风险。未来大西洋联盟或仍将持续,但由于存在内部缺陷及其他制约因素,其在蜕变中走向衰落的长期趋势将难以避免。
2020年03期 v.22;No.129 49-65+1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45K] [下载次数：155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0 ] |[阅读次数：0 ] - 张丽娟;郭若楠;
WTO多边贸易规则中的"国家安全例外"赋予成员方自由裁量权以采取措施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安全例外则包含了更多的贸易政策新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数字贸易上设定了更高标准。美欧通过贸易立法在出口管制、产业安全和对外资审查等方面建立并加强了与"国家安全例外"有关的制度安排,以维护其在全球的战略性竞争优势。随着贸易竞争加剧和全球经济秩序的重构,以"国家安全例外"为由限制贸易与投资有加强趋势。由于WTO缺少对滥用"国家安全例外"的有效约束,其引用也可演变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21世纪国家安全利益的内涵已扩展到了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贸易带来的挑战,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构建有效的国际治理体系来应对。
2020年03期 v.22;No.129 66-79+157-1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05K] [下载次数：357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9 ] |[阅读次数：0 ] - 朱剑;
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认为特朗普正在破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现实主义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所做所为将加速美国放弃对外扩展自由体制,自由主义者则担心这将削弱美国作为自由秩序领导者的合法性。但就事实来说,二者的判断都不完全准确。基于国内资本密集型部门的经济利益考量以及作为海洋主导性国家的地缘政治必需,美国其实不太可能完全背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就现实情况而言,虽然特朗普对促进民主、开放贸易以及全球霸权地位多有抱怨,他也确实正在较以往更加坚定地试图削减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成本,但特朗普政府的总体作为最终证明,美国依然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者。因此,注定会令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失望的是,美国不会放弃对外部国际环境的积极主动塑造,同时也不太可能完全坚持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
2020年03期 v.22;No.129 80-99+158-1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30K] [下载次数：122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4 ] |[阅读次数：0 ]
- 吴艳;
一直以来,美国对外援助作为实现其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有效手段,为服务美国国家利益和维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9—2019年,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相继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的驱动下,在资金规模、地缘分布、援助领域、执行机构等方面加强对外援助的"工具化"效用。随着美国亚太政策的调整,太平洋岛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战略地位和价值显著提升。美国对太平洋岛国援助不仅是维护其地区安全利益、推进外交政策的工具,更是在重要的地缘战略节点与中国进行"大国博弈"、制衡"一带一路"的抓手。深入研究美国对太平洋岛国援助的规模与内容、特征与趋势,不但为把握美国亚太政策的动向提供直观而丰富的视角,也为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2020年03期 v.22;No.129 119-135+159-1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85K] [下载次数：94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9 ] |[阅读次数：0 ] - 梁孙逸;李源正;
印尼作为21世纪的新兴经济体,具有很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国家。佐科总统上台执政后,提出了"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构想,印尼的国家发展迈上了新台阶。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与印尼的经贸合作蓬勃开展,以雅万高铁为代表的务实合作取得了一定成就,双方也开始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的问题。但是,受印尼国内特殊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影响,中国印尼经贸合作面临着多方面的制约因素,"原始忠诚"和"诸侯政治"从政治层面影响了双方经贸合作的开展,"地方自治法令"与土地私有制则从经济层面制约了双方经贸合作的开展。
2020年03期 v.22;No.129 136-154+1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07K] [下载次数：59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0 ] 下载本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