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大变局视域下的理论阐发与构建路径
——“全球大变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光明网讯（实习记者 葛佳意）当前世界格局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二战后建立的全球治理秩序被逐渐颠覆，新的全球治理共识亟待产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向世界提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带一路”倡议等系列公共品，提出了许多国家间合作的理性方案。然而，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仍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风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宏伟蓝图，实现目标的路却要一步一步地走稳、走好。积极开展关于全球变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学术研讨会议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和紧迫性的。
2019年1月20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国际论坛》杂志社和“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理论研究”课题组共同主办的“全球大变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蔡拓，副所长、课题组首席专家刘贞晔，全国政治学会理事、全国行政学会理事、全国翻译学会理事杨雪冬研究员，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吉林省“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刘雪莲，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和新华文摘杂志社高级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客座教授胡元梓，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陈须隆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论坛》副主编王明进教授等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开幕式由“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理论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刘贞晔主持，蔡拓致辞并发表主旨演讲。蔡拓在主旨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处于全球大发展和大变革之中，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国家主义、身份政治浪潮汹涌，大国关系剧烈变动，世界格局和中国外交战略向何处去？中国领导人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构建？如何进行基础理论研究以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和现实两个层面的构建？研讨会以专题论文研讨、理论与现实层面的专题研究等三个层面进行了研讨。
光明网摘编专家的部分精彩言论，以飨网友。
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理论方法的反思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蔡拓
蔡拓首先从六个方面描绘了当前的全球大变局：逆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全球经济出现困境；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强势回归；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身份政治和认同受到特别关注；中美关系进入前所未有的新时期；强人政治受到青睐，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受到冷落。他总结说，非理性是这些国际关系乱象的症结所在。
蔡拓进而分享了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几点建议。第一，我们不必过于标榜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创和发明。第二，要重视共同体理论本身的演化及其当代意义，对其从古到今的理论演化史进行真正的学术的梳理和研究，尤其应该透彻反思国家共同体、民族共同体被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的条件和原因。第三，要关注和探究人类命运共体的两种类型和构建的两种路径：一是纯粹理论上、理想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建立在“类”主体的意义上来进行研究，就是讲的人类本身是一个主体，是一个面向未来的类型；另一个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的重点是国家主体，强调的是共同利益和责任。他认为，这两种角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需要有两种路径的，应该着重研究国家主体和人类主体的发展关系和两者间的协调。
蔡拓还提到，应当着重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一议题，即中国改革开放40年如何重新调整中国与世界。与之相关，应当加大力度研究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制度和人类文明的匹配。“应当推进国家治理，加强国家的政治文化建设，提升我国的价值观念、制度的吸引力。”他强调，对这些议题的研究有助于世界理解中国，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至关重要的。
着力推动构建发展能力共享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刘贞晔
刘贞晔认为，在今天全球大变局和世界发展的转折时刻，发展问题要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引人注目。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被西方世界界定为民主化问题，是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靠拢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也大都采用了西方式民主政体来寻求发展。但是发展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工程，西方式民主化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发展问题只有结合自身国情不断探索，才能够找到合适的发展道路。
刘贞晔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将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实现了从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型的进程。中国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对外开放实施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战略、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园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投资合作，等等。这是四十年来中国发展的主要经验和取得成就的秘诀。今天我们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建立新型发展融资机制，将自身的发展经验与世界各国分享，通过各种形式的融资和合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成发展能力共享的命运共同体，这是真正推动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价值共同体的基础理论构建
全国政治学会理事、全国行政学会理事、全国翻译学会理事 杨雪冬
杨雪冬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有三个主要的方面。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价值共同体而不只是利益共同体。任何一个价值共同体都是利益共同体，但反之并不一定成立。包括共同利益、共同风险，还有类主体的意识等的四个力量，具有超越旧的阶级、国家、民族等旧认同，产生新秩序的愿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价值共同体的基础。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价值是多样价值前提下的共同价值，价值共同体作为基础价值的结构是复合的。复合价值的生成是统一多样性的过程，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价值范畴存在的前提。多样性的基础价值具有倒金字塔型结构，其底部是核心价值，即作为人类的价值，中间是人作为群居生物的共同承认的价值，再上面是共同发展和相互学习的价值，顶部是“共享”的价值--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价值的结构，从“人”出发到最高层次的“共享”。
第三，价值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其产生可以通过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从中心到边缘扩散而形成价值共享，但在实际运用中会产生极端行为；第二种是不同文明的基础价值的自然交流重叠，具有保守性；第三种是对既有价值的“否定”，其实质是对价值的选择，具有颠覆性。
针对以上要点，杨雪冬分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秩序必须就基础价值的层次进行延展，探究这些价值在实践层面获得的方式。在此过程中，“共同”是前提条件，“发展”是共同任务（即便侧重点不同），“相互学习”是可行的路径，“共享”是解决过去问题的思路。由此，基于共同发展的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价值将得到更为普遍的认同和共同的确认。他强调，这种认同和确认不是类似“血缘”等先天方式，而是通过实践产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全球大变革时期的自觉选择
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吉林省“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 刘雪莲
在刘雪莲看来，全球大变革时期矛盾集中，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状态下，中国作为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兴经济体，其未来的政策方向将对世界命运产生影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全球大变革时期做出的自觉选择，这个选择不仅关注于“发展”的主题，而且回答了谁发展、如何发展、以及发展的最终目标等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以人类为中心，关注于人类社会普遍联系基础上的合作，将人类看作是“命运的共同体”，其目标是建设人类共同发展的美好社会。
刘雪莲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策方向来自于中国在历史文化基础上对世界未来发展的深刻认知，主要基于以下方面：一是信仰的坚定性。二是基于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三是基于制度的逻辑性。四是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把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的相互依存和整体性发展已经是很难改变的现实，同时，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加剧也是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威胁，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已成为现实发展的必然诉求。
以各学科的研究方法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
新华文摘杂志社高级编辑 胡元梓
胡元梓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了利益、价值、情感这三个层面，我们的研究应当借鉴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尤其要研究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中间地带的问题。他从政治学、行政学、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关系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方法的具体论述。
他首先谈到，政治学着重从政党层面和政府层面分析，在各国民族和国家差异极大，各国政府关注的利益、价值以及国情各不相同的情况下，找到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方案。行政学则侧重于如何将领土国家的行为体组织起来，以及如何建立使各种组织得以运行的制度的问题。社会学把理念和价值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首要问题，其次是国家间、国家与非国家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调整，最后是社会行动。
他接着谈到，马克思主义学说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汲取和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极大研究意义和价值。国际关系学科的三大国际关系理论，即现实主义、制度和建构主义，都是探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好方法。
胡元梓最后总结说，将上述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论应用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其理论内涵与实践之中的可行性。
彰显中国智慧，加强话语传播--论“人类命运共体”的理论建设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庄俊举
庄俊举认为，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首先应当进行理论和逻辑上的充分论证和梳理，而非仅仅停留在从概念到概念的分析。只有当学界具备了高度的理论自觉，才能沉着应对国际社会的检验。
其次，他强调，中国方案离不开中国智慧和文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概念的论证，必须依靠对中国传统价值体系进行深入挖掘与继承。诸如“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这样的思想理念能够补足当今国际社会治理和国际秩序建设方面的重大缺失，这是中国之所以有能力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重要的原因。并且，在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论时，还要充分汲取和继承人类处理国际关系的智慧和遗产，例如《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日内瓦公约》、《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精神等。
在国际话语传播方面，他认为中国的进步空间还很大。目前国际上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描述和阐释，绝大多停留在一些媒体报道上，相关的严肃性学术讨论少之又少。而媒体报道当中充斥着误解和阴谋论，认为中国决意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替代者，等等。这些现象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的理论阐释还未在国际上引起重视，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文表示方式的不够简洁亦影响了其传播范围。这些都是亟待未来的中国学者去解决的学术问题。
以改革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须隆
陈须隆指出，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党的十九大之后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认识和把握这种内在联系，无论是对推进改革开放，还是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改革开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条件，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了道路。把自身的改革开放事业搞好，就是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贡献。同时，在推进自身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推进全球治理，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滚滚向前，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因此，改革开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世界版的改革开放”。这既有助于拓展各国改革开放的视野，也赋予改革开放新使命新任务，提供了新目标新动力。
陈须隆强调，在新时代，我们要牢固树立“以改革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拉紧改革开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纽带。在改革开放的哲学体系里，必须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席之地。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中，改革开放的大道之行和必由之路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应当进一步夯实和拓宽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现代国际关系》副主编黄昭宇
黄昭宇认为，当前国际关系的主题逐渐从零和博弈转向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应运而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高扬和平、合作、共赢旗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实践中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有助于促进世界各个国家根据自身不同发展水平而分阶段地实现远大目标，这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他从几个方面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括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三个层次的内涵，兼容了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特点，契合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国际关系行为体多样化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现实趋势。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求同存异、合作共赢，超越本位利益、局部利益观，彰显心系全人类共同命运的普世担当。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上具有较大弹性和多元性。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目标，亦无严苛的具体指标，而是为人类社会作为整体的发展前景确立的高远目标。
黄昭宇总结，人类社会虽因缺乏一体化的法制而难免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但始终坚守道德律、不断摈弃对物质主义和实力至上的崇拜，不断超越工具理性，彰显人性光芒终将突破丛林法则的光明前景。比起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机制等强调单一路径选择的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更多的宽适性，更能接地气。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国际论坛》副主编 王明进
王明进认为，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进程推动了全球资本的扩张，也扩大了贫富差距。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西方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在不断增长，民众反全球化情绪高涨，国际政治出现了“再国家化”的倾向，滋生出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全球化范式，为全球化的未来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提供了某种确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强调，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王明进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注重中国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和规划对接、政策相互协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文交流互动，强化彼此之间的利益联结纽带，加强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卫生、科技等领域合作。在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共同努力下，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陆续取得一系列成果。因此，“一带一路”被认为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正以开放、合作、共赢的理念为世界经济注入正能量。“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全球化未来发展的目标和基本路径，是全球大变革时代中国向人类社会提交的一种答卷，是一种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智慧。
当前国际格局演变的不确定性及基本逻辑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编辑部主任 郑韶武
郑韶武首先指出，全球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面临重要转折，国家间经济竞争、政治博弈风起云涌，恐怖主义、极端宗教思想暗潮涌动。国际关系新因素在冷战结束后不断孕育并发展，越来越汇集成重要的变革性力量。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对此，他认为，尽管当前全球治理框架正在遭遇其建立以来的最脆弱时期，但就国际安全格局而言，和平仍然是主流。各国希望顺应形势通过国际机构改革，而非摧毁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机制。
他强调，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应该客观认识世界发展变化，以负责任的方式应对新情况新挑战。大国应当相互合作，担当国际难题的解决者、全球治理的推动力，不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他引用习近平总书记曾作过的深刻阐述：“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合作才能以共赢的方式得到解决。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
他认为，面对当前重大变局，中国应该以扩大开放塑造外部环境，抓住国际经济格局调整带来的机遇，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分工地位，为顺利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础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论坛》编辑部主任 张颖
张颖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在外交实践中积极推动，印证了最高领导人对国家政策制定的至关重要性和首脑外交的卓越性。首脑外交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直接出面以多种方式参与和处理对外事务的外交方式，与其他外交形式相比，具有地位特殊、迅速及时、效果直接等特点，是当今世界上最活跃的外交形式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国际新形势、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命运共同体”、重义轻利的“正确义利观”以及“真、实、亲、诚”等新理念，推动形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为中国外交提供了顶层设计，指明了前进方向。
她强调，“命运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制度共同体，一起构成了中非价值认同的重要内涵。“命运共同体”一经提出就得到了非洲国家的广泛认同。如2013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非期间首次提出中非是“命运共同体”，并指出，中非关系如同“兄弟情谊”，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双方互视对方的发展为自己的机遇，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繁荣。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东盟、拉美等地区时也屡屡提及“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将之提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成为中国塑造新型国际秩序的价值观内涵。
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的矛盾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讲师 杨昊
在杨昊看来，当前国际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体现在新兴国家和守成国家之间的矛盾（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上的矛盾。霸权国提供的公共物品实际上是各种俱乐部产品的聚合，而非理论上外溢范围涵盖所有国家、群体和世代的纯粹的全球公共物品。重叠的俱乐部物品之间相互竞争，造成了全球福利的低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存在辩证的否定规律，守成国家信仰的新自由主义成为排他性的观念和压迫的手段。新兴国家因为矛盾对立面的存在和制衡，在反对压迫的过程中也暂时地表现为俱乐部特征和国家供给的特征。
杨昊认为，应该运用唯物辩证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正确指导。机理如下：其一，在国际结构的制约下，当新兴国家和守成国家走向第一重否定，可以通过实践改变重叠的俱乐部供给的现状，来扬弃第一重否定。其二，扬弃第一重否定的路径，在于公共物品供给从量向质的转变。从物质、观念到制度等方面，通过自身治理带动公共产品供给。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还需矛盾的另一方，即守成国家的政策转变。对立统一原理在政治上的运用，是斗争和联合的关系。联合可以一切联合的力量，与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斗争。以内因的转变带动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或迫使矛盾主要方面走向辩证的第二重否定。他总结道，唯物辩证法有助于剖析并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主要矛盾，具有积极重大的用意。
廓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积聚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熊道宏
熊道宏认为，讨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考虑切入角度、问题意识、理论来源以及话语资源，这关系到对“话语场域”的理解。分析这个话语场域本身，廓清其结构及形成过程，才能打开新的知识空间，激发理论想象力。他指出，十八大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整体政治话语系统中有明确的理论地位。同时，这个议题释放出极强的学理话语引领能量。诸多学科的相关讨论都拓展了其理论外延，形成了学理讨论的维度，但要反思混淆话语功能和仅将该议题简单转换为自家学科内传统论题的做法。
他认为，探讨话语积聚的过程，尤其是话语资源内的动态关系，有助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他建议通过设置问题使“答案”能够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蕴含了何种中国智慧时，亦思考中国智慧在全球变革大背景下被激发的成因。回答不仅限于对中国古典传统中“天下”、“民本”思想脉络的梳理，而要兼顾这些思想元素在中华文明应对世界性问题时的触发机制。
（本文首发于光明网理论频道，原链接
http://theory.gmw.cn/2019-01/24/content_324052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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